大学纪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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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学纪事》第一部分
序 对历史理性精神的强烈呼唤(1)
　　——为汤吉夫《大学纪事》序
　　□李　星在《新世纪中国小说及其未来走向》一文中，笔者曾经对当前中国小说社会批判意识越来越淡化的趋势表示担忧，指出：“一些作品具有人性的批判，却缺少社会历史的批判；一些作品只有文化批判的姿态，却缺乏深刻的批判实质，给人一种与现实的挂空感；一些作品在内在精神上给人一种中产阶级的自足感、幸福感、欣慰感，却缺乏那种与民族命运相连接的疼痛感。”①为此，几年来笔者一直充满着对那种沉重阅读的心理期待。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我读到了汤吉夫先生的长篇小说《大学纪事》，深为小说所揭示的当前大学教育中有违教学规律、办学宗旨的浮夸风而震撼，也为作者对中国教育及民族未来的深切忧患而感动。这是一部满足了笔者期待的那种以高扬的人文立场，以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格勇气，尖锐地进行社会现实批判的佳作。当直面发生在中国高校的种种荒谬现实的时候，作者的心似乎在颤栗，作为读者的我们的心也在疼痛。
　　因为有文学堕落为政治奴仆的历史和经历，又有对创作中以文学图解社会政治教条的概念化写作的反感，躲进历史、深入人性、高谈“文化”，已成为许多有为作家的写作策略和通往深刻之路，并成为小说脱离现实、脱离时代的一个重要原因。《大学纪事》紧贴现实，对当前中国高校贪大求全的形式主义，不择手段的“申博”风的揭露和批判，其题材和主题都有一定的“时事性”。时事性或者迫近的现实感，对于以追求更长的生命力为使命的小说创作来说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稍有不慎，就会成为另一种面貌的概念化写作。但是在我们眼前的《大学纪事》，却能将时事性与历史深度，将言说的勇气与叙事的精到，将问题的尖锐与美学的高度结合起来。这与作者汤吉夫的自身优势有关，他是教师出身，曾经多年担任一所高校的校长，又有二十多年的教授经历，他又主持中国小说学会工作多年，作家、教授、学者、校长、硕导、会长，不仅丰富了他的学校生活经历，也大大开拓了他从教育、行政到全国性文化场阈的社会生活眼界。正是这种人生经验的优势，思想、生活视野的优势，成就了《大学纪事》的创作。
　　《大学纪事》在现实题材创作中脱颖而出，还与汤吉夫作为一个早从20世纪80年代就出名的作家，坚守不渝的“文学就是人学”的创作理念有关。早从2005年秋，笔者就听到汤吉夫多次谈过他要写三部长篇小说，但是他谈的都是让他激动的人物细节，如何季洲“爷爷”这个人物原型的许多超常而怪异的行为，如某人与阿丽，特别是彭尼的生死之恋，“麦子”的颇为执著的“报警”等等，因为当时还没有何季洲这个人物，我从未想到他要写的是校园和大学教育的题材，还以为那个不近财色的“英雄”是他家族史中的人物呢！这说明了汤吉夫的创作最原始最深刻的冲动，不是单纯的现实和时事背景，而是活跃在他心中、冲击得他虽然人在交际场所，却仍然忍不住要挂念、要告诉朋友的人物，他们已经牢牢占据了他心灵的中心。人是社会和历史的主体，将题材故事、对生活的思考和忧虑，还原于人物及他们的现实行为、命运轨迹，写性格，分析心理，展示心灵，直入他们的灵魂和骨髓，正是《大学纪事》实现深度社会批判、也是人性批判的根本路径。
　　何季洲是《大学纪事》奉献给当代中国文坛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独异的典型形象。